質疑應計利潤分離法合理性

發表于：2018-09-14 19:53:07
分類：會計實務

一、引言

盈余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內外學者對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操控動機等進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頗多。從以往研究的經驗來看，對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合理地對盈余管理進行識別與計量。對盈余管理的計量就是通過某種方法去度量企業操控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目前，計量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有應計利潤分離法、特定應計項目法和盈余分布法三種，其中應計利潤分離法的使用最廣泛。

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各方學者對應計利潤的劃分一直持不同的觀點，因此以瓊斯模型為代表的應計利潤分離法也飽受爭議。本文以瓊斯模型及其修正拓展模型為基礎，討論其對盈余管理的計量與反映是否合理，以期找到更加科學可靠的方法來識別企業的盈余管理。

二、有關盈余管理計量模型的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盈余管理識別與計量的研究還是傾向于使用應計利潤分離法，且探討最多的仍是以瓊斯模型為基礎的各類瓊斯修正或拓展模型。有關瓊斯模型的探討文獻可分為對模型的能力檢測、模型擴展、模型分析三種類型。

*9類，對各模型的盈余管理檢測能力進行實證檢驗，比較分析各模型的優劣與不足。夏立軍（2003）通過模型估計出的操控性應計利潤與企業是否有邊際的ROE進行相關性分析，指出截面瓊斯模型的行業特征指數在采用線下項目總應計利潤作為因變量時能較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黃梅、夏新平（2009）運用統計模擬方法測試出各模型對基本瓊斯模型、修正瓊斯模型等7種截面操控性應計利潤模型的效果進行檢驗，研究表明分年度分行業回歸的截面修正瓊斯模型在盈余管理的檢驗能力方面表現a1。

第二類，根據我國上市公司特定經濟環境與市場特點，對瓊斯模型進行改進擴展，使其對盈余管理的判定結論更加可靠。最經典的是陸建橋（1999）提出的無形資產瓊斯模型；顧振偉等（2008）針對現行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在無形資產模型中考慮了資產減值準備對盈余的影響。

第三類，對現有的各模型進行理論分析，提出質疑與思考。例如：張昕（2009）從模型設定、數據收集以及研究方法三方面對瓊斯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提出了質疑；張立新和武琳（2010）分別評定了現有盈余管理計量的幾種主流方法，并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建議。

學者們的研究各具特色，但也存在著一些不足。*9類研究方法因為檢驗模型范圍各異、檢測手段不同導致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對*3模型的選取不具普遍代表性；第二類方法是對原有模型進行擴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實經濟環境條件，但還不能改變基礎模型固有的弊病；第三類方法單從理論角度對盈余管理的識別計量進行了評述，說服力相對較弱。

三、應計利潤分離法發展歷程

1．應計利潤分離法相關概念的界定。應計利潤分離法是通過設定回歸模型將應計利潤分離為操控性應計利潤和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即“操控性應計利潤=應計利潤-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以其來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Healy，1985）。其中，應計利潤是指不直接形成當期現金流入或流出，但按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應計入當期損益的那些收入或費用，如固定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等，應計利潤等于凈利潤減去當期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操控性應計利潤是指企業可以根據經營業績需要，利用某些手段對應計利潤進行主觀操控的部分，如應收賬款、存貨等營運資金項目增減變動頻繁且直接影響會計盈余，該部分常被作為盈余管理的工具；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是指由于會計政策和相關法規的約束，使得企業不能夠根據自身的需要隨意操控的那部分應計利潤，應計利潤分離法認為這部分數額是企業應計利潤的真實反映。

2．應計利潤分離法的模型發展。Jones模型在十余年時間里經過多位學者的探索發展形成了多種模型形式，其中主要的五種模型如下表所示。最初建立的Jones模型認為營業收入變動額會引起應計利潤的變化，并且管理當局不會采取改變折舊和攤銷費用的方法來操控盈余，故以營業收入變動額和固定資產價值兩項來反映非操控性應計利潤（Jones，1991）。隨后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對Jones模型進行了修正，認為如果企業利用信用銷售進行盈余管理，那么我們就會高估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所以用剔除應收賬款差額后的營業收入變動額、固定資產價值兩項來反映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無形資產Jones模型的創建者陸建橋（1999）指出，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攤銷額是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忽視這點會高估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因此在計算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時加入了此項。修正Jones-CFO模型由Dechow和Dichev（2002）提出，他們認為企業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與同期經營現金流量呈負相關關系，與過去和未來現金流量呈正相關關系，從而在之前模型基礎上考慮了連續三年的現金流量，以此來計算非操控性應計利潤。非線性Jones模型提出者Ball與Shivakumar（2006）研究指出，會計的謹慎性致使利得和損失的確認存在不對稱性，引起應計利潤和企業業績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所以引入代表損失的啞變量DVAR來反映這種非線性關系。

四、應計利潤分離法下盈余管理識別與計量存在的問題

1．應計利潤分離法研究前提不嚴謹。關于盈余管理的解釋，目前普遍認可的是Scott《財務會計理論》一書提出的觀點：盈余管理是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并且這種選擇能表現出具體的經濟后果；因為企業管理人員有選擇不同會計政策的自由，所以他們必然會選擇使企業的市場價值*5化的會計政策。企業的凈利潤包含應計利潤和經營現金流量兩部分，企業可以通過應計利潤和經營現金流量兩條通道來實現盈余管理的操控。應計利潤分離法旨在對企業的盈余管理進行可靠衡量，而應計利潤分離法對盈余管理的計量僅局限于不直接形成當期現金流入或流出的費用和收入，這樣的計算是不合理的，因為現金流部分形成的利潤也存在利潤操控。例如企業的采購運輸費用，根據現行會計準則可以直接作為管理費用，但是運輸費比較大的情況就應該計入原材料成本，現行會計準則對于這個費用的“大小”并沒有統一的規定，企業若是想降低利潤，就會盡可能地把運輸費計入管理費用；若是想提高利潤，就會把這筆費用計入材料成本。這便利用了現金流量進行盈余管理。所以說，在應計利潤分離法下對盈余管理的識別是不到位、不全面的，其研究前提不嚴謹。

2．應計利潤分離法構建思想不符合實際。不論是廣泛應用的應計利潤線性模型還是Ball和Shivakumar（2006）推出的非線性模型，從實際情況來看都不足以反映出上市公司操控盈余管理的真實情況。大量研究表明，在利用應計利潤模型測度盈余管理情況時會出現擬合優度不高、變量檢驗不顯著等問題。這是因為模型的變量選取不夠全面，尤其忽略了影響盈余管理的主要因素，只考慮了次要因素，加之模型中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正負相關關系，并不是企業盈余管理情況的真實寫照。倘若一家企業當年并無任何利潤操控，按照應計利潤分離法的模型代入各參數照樣可以算出當期的非操控性利潤、操控性利潤；反過來也有可能該企業進行了盈余操控，而計算出來的結果卻沒有盈余操控。

3．非操控性應計利潤項目選擇不合理。以實證會計中最常使用的無形資產Jones模型為例，可以把模型翻譯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常數項+B1營業收入變動（不可操控）-B2應收賬款變動（可以操控）+B3固定資產+B4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不可操控）。從這個模型可以看出，模型中選取的自變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其中，第二項將營業收入變動額認定為不可操控項目，事實果真如此嗎？現舉一例來說明：根據現行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對于附有銷售條件的產品銷售，應根據不同情況作不同會計處理，若能根據經驗估計退貨的可能性，那么在產品銷售發生時確認收入；若根據現有信息不能做出合理估計，則暫不確認收入，而在商品退貨期滿時確認銷售收入。在實務操作時，能否就退貨做出合理估計，是企業可以操控的范圍，企業管理當局極有可能為了提升業績會將商品銷售全額確認收入。

第三項應收賬款模型中認為是可以被企業操控的，故在計算營業收入變動時將其扣除，那么“能夠被企業操控的盈余=企業操控的盈余”嗎？操控性應計利潤只能表示企業有可能利用這部分資源對財務信息進行粉飾，實際情況是企業在操控盈余管理的同時必然會付出一定的成本代價，一定是將要獲得的利益大于所付出的代價時盈余管理才會發生，并非模型中展現的那樣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的部分都從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中扣除，這樣容易高估操控性應計利潤。可見，企業要對應收賬款進行盈余管理時會考慮可能存在的風險大小，并不是所有的應收賬款都值得管理層進行盈余操作。

模型中最后一部分認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不會通過改變折舊和攤銷費用來操控盈余，把它們作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組成部分，根據模型這一思路，這一部分的值越大，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也越大。在實際業務中固定資產的價值包括固定資產達到可使用狀態前發生的一切合理、必要支出，這些支出既有直接發生的固定資產價款、安裝費等，也有間接發生的，如分攤的借款利息、外幣借款折算差額等。其中具有融資性質的購買，現值的確定也會受到現值比率選擇的影響，這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間。

4.利用“倒擠”方法計算操控性應計利潤不科學。根據應計利潤分離法的原理除了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中包含的項目，剩下的內容都屬于操控性應計利潤，并且以此來衡量企業盈余管理的大小。因為模型中列入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項目是符合會計準則規定的，反過來說那些未被列入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項目一旦有變動就被歸因于企業的盈余操控結果，這與現行會計準則引入的公允價值計量方式相矛盾，公允價值是根據熟悉情況的買賣雙方在公平交易的條件下所確定的價格，那么確定資產的公允價值時標準不同、市場參數不同都會影響資產的計價，這方面的變動也是符合會計準則要求的，不屬于盈余管理的范疇。同樣，企業會計準則方法的選擇所引起的正常變動，也同樣是屬于非操控性應計利潤。

另外，通過“倒擠”并不能發現所有的盈余管理項目，在實際操作中除了應計項目，企業還可以利用非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例如企業通過債務重組利得可增加營業外收入，使得公司由虧損轉為盈利。除此之外，企業還可以通過會計估計變更或構建實際交易等手段操控盈余管理，而這些部分的盈余管理并不屬于應計利潤，由此可見，應計利潤分離法希望運用簡單的“倒擠”就計算出企業的盈余操控大小，這種判斷操控性的做法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五、結論與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應計利潤分離法還存在一些問題：

①研究前提不夠嚴謹：企業的凈利潤是由應計利潤以及經營現金流量兩部分組成，但因為應計利潤分離法對盈余管理的計量局限于不直接形成當期現金流入或流出的費用和收入，以致出現經營現金流量與會計政策、收款政策息息相關，與會計選擇關系微小。

②構建思想與實際不相符，擬合優度不高、變量檢驗不顯著：是源于選取模型變量僅考慮了影響盈余管理的次要因素，而忽略了主要因素，且企業盈余管理情況并未使模型變量形成因果關系及正負相關關系。

③變量選擇不合理：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常數項+B1營業收入變動（不可操控）-B2應收賬款變動（可以操控）+B3固定資產+B4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不可操控），其中第二項將營業收入變動額認定為不可操控項目，第三項應收賬款模型中認為是可以被企業操控的，最后一部分模型認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不會通過改變折舊和攤銷費用來操控盈余，把它們作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組成部分。

④模型構建“倒擠”方法不可靠：列入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項目與現行會計準則所引入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相矛盾，通過“倒擠”得到的未包括所有的盈余管理項目。所以盈余管理識別與計量存在明顯缺陷。

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估計值在很大程度上受總體應計利潤的影響，操控性應計利潤同樣受到間接影響。目前大部分模型都是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發展而來，缺乏有說服力的理論或證據，所以仍不能對企業的盈余管理進行準確有效的識別與計量。盡管國外實證研究中認為修正過的Jones模型可以有效地進行盈余管理計量，但原模型和修正后的模型等使用的假定前提條件是業務穩定處于增長期的公司，即其適用于較為成熟的企業，但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并不是成熟型企業。并且我國在轉軌時期的經濟特征和經濟環境比較西方發達國家尚存在很顯著的差異，因此在研究我國企業盈余管理問題時不可盲目地套用，應在借鑒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企業特點，找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性的研究亮點。

盈余管理識別與計量非常復雜，并不能建立單一模型來反映。會計報表中原本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項目基本上均可通過相應手段，使其變為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只是難易程度不同，所以要判斷企業是否對盈余進行了操控，操控的大小和程度怎樣，最終還需要通過獨立第三方的嚴格審計才能準確計量，因為估計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時是按照各行業的標準來進行的，根據各行業模型估計的系數計算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有趨同的趨勢，這會在大大降低行業內部差異的同時擴大行業間的差異。所以建議可以再分別把各行業的盈余管理情況進行比較后，分行業分規模建立相關審計事項的參照指標，在實施過程中通過審計師的職業判斷能力對企業是否操控盈余進行衡量，而且應參照一定標準制定相應的浮動范圍，審計人員應對超過此范圍的非正常業務引起重視，最終通過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來幫助外部信息使用者準確判別企業盈余管理的真實情況，通過這種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形式，所得到的盈余管理信息要比任何只單純運用模型計算出來的數據更真實可靠，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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